南宁金蟾配资华红平:资本的变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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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民日报•权威论坛栏目南宁金蟾配资,2012年1月16日刊登了约翰•普兰的文章《修正南宁金蟾配资资本主义时候到了》。文章开篇直入主题:“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任遭受冲击,因为银行家、高管和富商在变得越来越富有,而剩南宁金蟾配资下的全世界要为此节约。如果资本主义想继续生存下去,那它需要被重新发明。”

  重新发明,是继续朝着资本主义方向,还是转向社会主义,资本主义道路的出口又在哪里。文章中一个细节不容忽视:“实行福南宁金蟾配资利政策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人性化。”高福利政策,不一定能掩盖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,但它至少与资本主义制度自相矛盾。所谓福利国家,如果按人均GDP不具有说服力,那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就实在难以置信了。例如:瑞典38.2%,丈夫有9个月全薪产假;丹麦37.9%,免费医疗免费教育;法国34.9%;挪威33.2%,带全薪休病假;德国27.6%,英国25.9%,难民也享受高福利。这些实例是资本主义的修正吗。很可能是资本主义走向尽头的前奏,标志着有一种力量在原有社会胎胞里涌动。在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前必然会有的征兆。认识这个征兆性质就会推动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转变,反知就会延缓转变。


  马克思指出:“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,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,是决不会灭亡的;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,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,是绝不会出现的。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2卷,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3页)

  成熟既要全部生产力的发挥,更要认识的发挥。“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”,马克思不仅仅以推导的方式得出这样的结论,更是从当时的现实中发现了这样的胎胞,一种孕育着扬弃资本主义的新机制。

  这种机制现代有个专用名称叫作“法人治理”,在公司内部叫“公司治理”,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。只有法人治理才是真正的公有制。他的核心内容是: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,所有权制约经营权。”

  马克思指出:“生产规模的扩大,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,而与私人资本对立。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。”(《资本论》第三卷494页第11行)


  马克思还指出:“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,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,而资本所有者则转换为单纯的所有者,单纯货币资本家。”(《资本论》第三卷495页第3行)

  马克思分析:“在股份公司内,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,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”(《资本论》第三卷495页第16行)

  法人治理解决的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:“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。”从直接的意义上讲,法人治理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带来的恶疾。转换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相匹配。——“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是这个结果,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,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,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,即直接社会财产。”(《资本论》第三卷P495)

  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美国兰德公司跟踪调查500家世界大公司,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这些公司始终坚持以下四种价值观,即: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,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,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,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。

  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,工人工作时间大大缩减,与百年前工人所受摧残状态已经是渐行渐远了;社会收入阶层也从原来的哑铃形转变为“橄榄型”,舒缓了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。这一切似乎都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。那么,任其自然,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平滑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吗,答案是否定的。

  原因是人们并未察觉到法人治理的作用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为是自由经济带来的转变,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、以罗斯福新政导致的改良。看不清是法人治理对资本分化出的另一种倾向,一种造福生灵的倾向;他与原本资本涂炭生灵的倾向引起鲜明对比。而资本的造福倾向掩盖了当今的资本恶行。其实,如今资本的嗜血性远远超过了马克思年代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的是工资掩盖剥削的真相。然而,延长工人劳动时间,加大剩余劳动比例只是剥削手段的1.0版本。为榨取劳动者生命精华,以35岁以上为分界线,辞退高强度技术人员;不顾员工的安危简化防护设施,是剥削手段的2.0版本。资本不满足对内的剥削,把手伸向企业外部,产生了“负外部性”,企业对社会造成了负溢出,假冒伪劣,跑冒滴漏,污染环境,残害儿童,这也只是资本剥削的3.0版本。利用资本市场肆意套取投资人利益、大于吃小鱼、贿赂官员盗取国家资源,这才是剥削手段的4.0版本。当然,以上4个版本的维护版本还有后缀更是五花八门,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。

  分清资本的两个倾向不难看出,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、高福利也是“外部性”的产物,不过是正外部性的溢出效应。国家的发达程度,与法人治理个体占比相关。法人治理是一种利他基因,而有这种基因的企业才可称之为“公司”,其余的只能称为“私司”。“公司”一旦注册或改造成功,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,长盛不衰;而“私司”内无动力,外无推崇,根本就不在一个竞争平台上。尽管私司的注册量每年要比公司大得多,但它自生自灭平均寿命只有2到3年;“公司”的产生量虽小,但都是常青藤企业。发达国家经过一百年来的连续优胜劣汰,在存量上“公司”的比例逐渐占据上风。他们自觉维护社会利益,甚至在没有工商管理、没有城管机构的国家,有着比政府要求更为严苛的自身要求,为社会提供最安全最优质的产品服务。他们在向社会溢出利益的同时也在向社会溢出利他的价值取向。这种影响力极大的社会细胞,即影响了政府,也修为了个人。呈现出与资本主义极不协调的异样景象。自然景色,青山绿水、蓝天白云;人文环境,风清气正,诚实文明。

  把发达归功于“自由经济理论”的危害在于,当前的法人治理多半是自发形成的,并不是认知上的突破。因此,不能规避公司在运行时突然中断法人治理。那些做大了的原本有法人治理的企业一旦发生变故,从新回归私司,就会带来大的灾难。与所处的位置不同,性质也有所不同。发生在局部的,就是经常爆出的公司治理灾难;牵扯到系统的,就会引发经济危机。

  美国波音公司就是一个实例,百年波音的十几任领导,什么时候董事长兼总裁就会遇到危机,什么时候董事长与总裁分设就能走出困境。

  2007年8月发生次贷危机也是一个实例。随着美国爆发危机在金融市场的蔓延,最终波及全球经济,并酿成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。涉事的三个机构,法人制治理严重缺失。房利美前CEO丹尼尔马德;房地美(Freddie Mac)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•塞隆(Richard Syron);美国全国金融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杰洛•莫齐洛,面临民事指控。内容是他没有完全披露房地美对高风险抵押贷款的风险敞口。但没人指控他们的法人治理缺失。房利美董事长从来不到现场,形成法人代表缺位,是“法人不治理”;而房地美和美国全国金融公司的董事长兼任了首席执行官,没有做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设,形成了“法人经营”。

  当时,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已陷入一片混乱。2009年09月17日,若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“周年祭”上,一篇题为《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》中写到:“但可以肯定的是,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学会与无序共存。也就是说,他们将不得不承认无理性的不可预知的行为的重要性,不得不正视各种独特的市场不完善之处,并接受一个优雅的“万能经济理论”在现在还遥遥无期的事实。”

  经济危机之后,在欧洲多国《资本论》又脱销了。人们希望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,但这次还是无功而返。如今到了次贷危机“十周年祭”,经济学家仍然一脸迷惘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2018年06月05日发表了一篇《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文章。提出:“当代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。”他的这个观点在1989受到过批评。批评者只是给他扣上一顶政治帽子,“并未摆事实讲道理”。其实,双方都找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否融合的焦点。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有利社会的机制,仍是一种偶发事件。尽管他存在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之中,却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他虽然有强大的生命力,也有蔓延的趋势,但这种机制的功效未被发掘,不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保护与推广。“高福利”终究不能驱散经济危机的乌云。

  自发产生的“法人治理”,其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引发人们对资本的新思考。但自发的行为不能带动自然过度到社会主义,必须有一次大的制度突破。“如果资本主义想继续生存下去,那它需要被重新发明。”这个发明就是要改变“生产资料的占用结构”。这种发明已经被马克思发现。(转自《企业研究》2019.3)